聆听和体会陈老总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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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冠群，新中国资深外交官。1950年调入外交部，1951－1954年派往朝鲜在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工作。历任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随员；任国际关系学院和外交学院讲师；外交部美大司副处长；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领事；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参赞、常驻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常务副代表等职。

1961年7月24日，外交学院主楼二层礼堂人头攒动、座无虚席，过道里还临时添加了许多折椅，师生们都翘首等待到任不久的院长——陈毅副总理兼外长莅临出席应届毕业典礼。出人意外，陈老总在讲话中没有对师生表示传统式的“慰问”，却毫不客气地对学院当局提出“抗议”，并对学生发出“警告”。原由是：经过外交部有关部门的测查，读了四年的本科毕业生竟有70％的人外语不及格。这一批评对师生震动极大。

1959年陈毅副总理（左）到国际关系学院检查工作，与院长陈辛任合影。

我当然赞同陈老总在讲话中倡导的：学外语要“像达摩祖师那样面壁九年”的要求。我深知外语在外交工作中的重要性。此前，我到学院报到，陈辛仁副院长与我谈话：“你是直接从外交部调来的第一个外语教员。”他的话直截了当地道出了学院对来自外交第一线的教学力量的殷切期待。我在这个岗位上整整地工作了21年。

程允贤雕塑作品网上展厅

（图片来源：人民网-书画频道）

陈毅院长是个老革命，文武双全。在那次讲话中，他不但因时制宜强调了一个“专”字，同时也着重指出“红”字不可或缺。他以飞行员为例，语重心长地提醒师生：“没有技术，飞行员不可能把飞机开上天去。可是上了天，如果没有一颗红心，他就可能不敢迎击强敌，甚至可能驾机叛逃而去。此种事件屡有所闻。”

距他那次讲话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但他的另一个类似的比喻，至今我仍言犹在耳。他说，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像飞在空中的风筝，有一条线把他连着党组织。没有这根线，风筝就飞不起来，而断了线，就不知会飘落到什么地方，也许就是“堕溷”——掉落厕所。在那个年头，陈老总讲这些富有哲理的比喻，当然不是无的放矢。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在《人民日报》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文章，进行“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和反主观主义” 整风运动。1958年8月底，整风运动结束。

1957年春夏，党内整风搞成了社会反右，50万个知识分子被划成“右派”。过后，经历者，不论有无受到冲击，便可能心有余悸，对如何保持同组织的关系和把握自己未来的命运感到迷茫。反右运动大规模展开时，我正在国外。根据统一安排，使馆不搞运动，因此风平浪静。同年秋天，我和妻子还随同刚从反右前线调馆的政务参赞夫妇到北部的巴米扬作了一次愉快的旅行，朝觐石窟大佛（后被塔利班炸毁）。

摄影是外交部许多同志的业余爱好，图为杨冠群同志20世纪50年代在阿富汗从不同角度拍摄的巴米扬石窟大佛。

1958年春，使馆“整风补课”，我被重重地“补”了一下。回国后，艰苦的十三陵水库劳动和下放一年的劳动表现，都未能改变我的命运：十分严厉的政治结论和与之俱来的落实，我还被调离了本部。对这一“历史误会”，我困惑过。因此，两年多后的那一天，千名师生同时聆听陈老总的讲话，恐怕独有我，一只半断线的风筝，对后一比喻印象特别深刻，可以说：刻骨铭心。

作者杨冠群

NO.2

1980年代后期，我在曼谷主持常驻联合国亚太经社会代表处的工作。那时，在曼谷的联合国及其他国际机构中有我国派出的20名国际职员。其中半数是国内各单位选派的司处级专家，另半数是外交部调派至经社委员会秘书处任职的译员和打字员。唯一同使馆人员不同之处就是：他们工作和生活在外国人中间。

1989年，“六四”风波骤起，国外的反华宣传铺天盖地，有的年轻人深受影响，思想动摇，就想离我们而去。他们找到了一个颇为迷惑人的借口——中国政府扣发了他们工资！（当时我国规定：国际职员的国外工资全部上缴，后已全部放开）我国派在联合国纽约总部的国际职员群起发难，溃不成军，甚至状告中国政府。

曼谷没有发生此类事情，全体同志仍团结在常驻代表处周围，但后来少数同声传译和笔译高翻仍选择在任满后不辞而别。有的怕被发现，举家弃逃；有的留下信件，声称“走的不一定不爱国，留下的不一定都爱国”，却暗地里把国家配给的“奔驰”轿车变卖，中饱私囊。司处级国际职员也不免有些思想波动，同周围的外国籍职员相比，他们的贡献相同甚至更大，收入却少多了。

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都能识大局，没有异动。其实，国家对派出的国际职员并不薄。他们的生活费是使馆人员的一倍。除供给体面的房、车之外，医药费、交际费等都报销。有时交来的还是白条，甚至有人连苍蝇拍和花肥也都拿来报销。每周六下午，他们都纷纷驾车来使馆政治学习，使馆同志无不羡慕。我的前任对他们的待遇卡得紧，关系就较紧张。

当时，我在内部讲了“棒打不走”的道理。意思是说：不管你有什么意见，或遭遇什么不公，都应心贴组织，不离不弃，就像我们对子女的责打不见得件件都对，但孩子照旧对我们相依相亲一样。

其实，充其量，这些国际职员不过是收入上受了点“委屈”，比起政治上蒙受不白之冤的许多同志根本不能相提并论。说实话，没有国家的培养和政府的推荐，他们能到国际机构去任职？他们一有机会高飞，就觉得自己的本领挺大，“自有留爷处”，想挣脱束缚远走。对他们，当然，组织上就只能严肃处理，出走者后来都被外交部除名。这些断线人往后就只好任其“好自为之”了。

青年时期的陈毅

NO.2

陈老总的教诲，今天仍有十分现实的意义。我们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日寇、汉奸、蒋军、特务、地主、恶霸、还乡团都曾举起屠刀杀向解放区人民。

解放后，资本主义大国又围堵、封锁、进攻新生的共和国，昔日的兄弟国家后来也摇身一变，成了敌人。

在历史大变局中，只要共产党存在一天，内外颠覆势力就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因此斗争十分尖锐复杂，甚至无比残酷。在这种你死我活、内外交错的斗争中，由于领导层的理论和政策偏误，就不免沉重伤害一些好同志，其中挺不住的就走了绝路。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

周恩来、朱德、陈毅等在一起

风和日丽时，风筝凌空飘荡、春风得意，很可能不了解这根线的重要性，也不感觉它是什么牵制。而一旦风雨来临、时局变化时，放筝人拉紧牵线，风筝就会有异样的感觉——不舒服。那时，能否自觉保持同放筝人在政治、组织、感情上的一致，而不意志消沉，怨天尤人，甚至疏远，就是对革命志士很大的考验。

在党外，富贵不淫，威武不屈，固然是重大考验：在党内，遭遇挫折，蒙受委屈，初心不改，就像许多革命初期狂风骤雨、百折不挠的革命先辈一样，恐怕是更严峻的考验。忠诚不是抽象的。

（注：2011年稿，略作修改，原载陈毅同志纪念文集《雪化青松真高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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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杨冠群   图片 | 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老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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